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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从病号到副主席的八年隐居林彪“笔记”、“听报告”
从病号到副主席：
林彪隐居八年生活
作者：徐焰
1971年，夏秋之交的北戴河已不复往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喧嚣景象。昔日的老一辈革命家，大多在那场动荡中遭受打压，或被迫“靠边站”，甚至被流放到农村的干校。
干部疗养甚至被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对象。
往昔夏日里喧嚣热闹的十里海滩，此刻却显得格外宁静，多数区域人迹罕至，空荡无人。唯有少数身着军装，依旧享有特殊权限的人员，得以自由穿梭于别墅区之中。
昔日的中央常委成员中，毛泽东不再来北戴河休养。如今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已无力再迎击波涛汹涌的海浪，因此更倾向于南方的气候，不再踏足北戴河。周恩来自“文革”结束后，独力承担起主管国家经济运转的重任，日夜辛劳，无暇他顾，疗养之事更无从谈起。刘少奇、邓小平不幸被错误地打压，陈云也已被边缘化，在党的九大上勉强当选为中央委员。朱德虽然仍勉力留在中央政治局，却被视为“老右”的代表，夏日里偶尔会到北戴河短暂停留。此刻，中央领导人中在北戴河海滨逗留时间最长的，非林彪莫属。
北戴河96号楼
彼时林彪寓居之所，坐落于北戴河西海滩东北方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林深处，那是一栋两层的小型建筑，隶属于中直疗养院96号楼（现编号为62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彼时的“文化大革命”将疗养等行为视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修正主义”加以抨击。然而，在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极少数人却享有特殊的疗养待遇，林彪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极端的“革命化”运动中，依然过着与众不同的疗养生活。他高喊要扫除“封、资、修”，摒弃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他的妻子和儿子却热衷于追求和享受西方的奢侈品。民众只能观赏到八部样板戏，而林彪在北戴河的96号楼中放映的却是进口电影，直至“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楼内仍播放着香港的喜剧片。
洞察真相者，无不视此为典型的虚伪之举。而林彪在解放后地位的跃升，实则与此种虚伪紧密相连。
昔日林彪站在舞台之上，被誉为神奇非凡。然而，“九一三”事件之后，在批判的风潮中，他却又被贬得一文不值，被诬为“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甚至被说成是历来不善战者，如此等等。
若是如此，他怎能从井冈山战事中的连长职位，历经烽火连天、生死考验极为严峻的环境，迅速晋升至营长、团长、军长乃至军团长？又怎能被任命为我国最大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在共和国授予元帅军衔时，他为何又能位列第三？更何谈在1958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在审定对林彪的评价时，仍旧涉及了两个层面的论述：
林彪(1907～1971)，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这种既论功绩，亦述罪过的态度，方显出客观与公正的真谛。
细观林彪的生平，我们得知他于1907年12月5日诞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的一户地主世家，原名育蓉，亦有人称作“育容”，在家中排行第二。他的长兄长期留在家中照料双亲，而他的三弟与四弟则投身革命事业。四弟在从抗大毕业后即刻奔赴前线，于解放战争末期，以团级干部的身份，在山西战场上英勇捐躯。
须得承认，黄冈的林家大湾及其周边地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孕育了众多杰出人才，其中不乏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如陈潭秋，以及对国家地质科学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李四光。在林家堂兄弟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黄冈三林”——林育南、林育英（化名张浩）以及林育容（林彪），他们均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知名人物。
林彪自幼性格沉稳，内敛，且思维敏捷。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及各类进步思想的涌现，林彪逐渐接受了新颖的思想观念。1923年，年仅16岁的他加入了我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8岁时，林彪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深造军事。在黄埔军校，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校期间，他与日后成为国民党军重要将领的高魁元同属一个班级，甚至曾是上下铺的室友。到了60年代，林彪担任国防部长，而高魁元在台湾亦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这无疑是一种令人玩味的巧合。
随着北伐战争的拉开序幕，林彪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即刻投身前线。当北伐军挺进武汉，他亦被委以重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73团的排长。历经大革命的风雨洗礼，在一片血雨腥风的险恶环境中，林彪毅然选择了继续革命的道路，并随部队参与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在南昌起义的征途上，队伍屡遭挫折，多数成员不幸离散。在此之后，林彪以连长的身份投身湘南武装起义，并随起义部队一同攀登井冈山。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烽火中，林彪被朱德委以重任，担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二营营长。随后，毛泽东又将其擢升为主力团第二十八团的团长。凭借其卓越的指挥才能，林彪的晋升之路颇为迅速。至1929年春季，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之际，他被任命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次年6月，林彪再攀高峰，荣升为红军第四军军长，当时年仅23岁。无疑，他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在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的指导下，林彪同志参与了中央红军的一系列重要战役。至1932年三月，他荣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的总指挥，此后此职位亦更名为军团长。林彪同志在指挥作战中，尤其擅长发动迅猛的突击战术。随着战斗的接连胜利，他的声望日益提高，年纪轻轻的他在担任军团总指挥一职时，年仅25岁。
不可否认，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林彪的思想也曾出现过动摇。例如，南昌起义受挫后，他一度提出化装分散撤退的策略，并亲自逃亡数日，最终又重返队伍。在那时人心惶惶之际，他能够重返，实属不易，朱德、陈毅等领导人也未对此进行追究。至于“逃兵”的指控，则是在林彪遭到全国性批判时才被重新提出。
中央苏区初创之际，林彪曾对未来的道路充满疑虑，他曾提出过“红旗究竟能够飘扬多久”的疑问。针对这一质疑，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这种悲观情绪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尽管有过动摇，但他仍坚守在高级指挥员的岗位上，坚持不懈地领导武装斗争，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革命博物馆与军事博物馆在1979年的重新陈列中，均恢复了林彪同志的历史照片。1980年，黄克诚大将在阐述如何公正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的讲话中，亦高度认可了林彪同志昔日的战功。紧接着，陈云同志在与《辽沈决战》编写组的谈话中，亦对林彪同志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卓越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在井冈山时期，曾是林彪部下的萧克上将，在80年代所著的《记朱毛红军》一书中，亦对林彪的品格优劣做出了客观评述。萧克上将认为，林彪用兵之道深谋远虑，是红军中享有盛誉且深得毛泽东青睐的杰出将领。然而，林彪亦有其不足之处，他性格内向而固执，不喜与他人推心置腹。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尽管林彪有其不足之处，但他卓越的战功仍占据主导地位，赢得了全党和全军的高度尊敬。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根据地流传的一首《抗战点将台》歌曲，将他列为首位，赞颂他为“师长林彪年纪轻”。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在东北地区，更是传唱着“胜利的红旗飘飘扬扬，林总的号令传遍四方……”的激昂旋律。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毛泽东对林彪怀有特别的青睐。自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后不久，毛泽东便对这个年轻、寡言却擅长军事的连长产生了关注。每当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意见不合时，林彪总能迅速站在他的一边。据曾在延安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对待来访的同志通常不搞繁文缛节，但对林彪却另眼相待。林彪从苏联疗伤归来，毛泽东便早早地候在门外，一见面便热情地拉住他的手，一同步入窑洞。
在岗位配置上，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与重用显而易见。抗日战争一经爆发，八路军便组建了三支主力师，其中由中央红军改编而来的115师，便由林彪担任师长一职；在解放战争期间，东北野战军作为五大战略方向中最为关键且兵力最为庞大的部队，亦由林彪全权负责。历史证明，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尽管林彪在八路军期间因枪伤提前离场，但他在其他任务上的表现均令毛泽东十分满意。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林彪作为两个战役的最高指挥官，赢得了全国革命军民的深深敬佩。
1938年，林彪身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策马疾驰，不幸被国民党山西军的哨兵误射一枪，导致神经系统受损。即便在苏联接受数年治疗，他的伤势亦未完全康复。然而，归国后，他仍带病参与了解放战争的指挥工作。全国解放之后，林彪长期卧床休养，对于抗美援朝的号召，他拒绝参与，对于党的绝大多数会议，他也以请假为由，未能出席。
据内部消息透露，林彪在苏联接受治疗期间，由于医生给药过量，导致神经功能受损，从而产生了对水、风的恐惧，以及易感冒、腹泻、多汗等一系列并发症。抵达北京后，林彪在“林办”配备了两位保健医生，分别是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和总后卫生部的王之敬。然而，林彪对医生的话持怀疑态度，偏爱自行查阅《本草纲目》等医学典籍，挑选药物服用。他有时颇为固执，坚持服用某药，而医生却认为此举不妥或可能对他的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只得设法用替代品哄骗他服用。
当林彪因病休养之际，叶群等众人对外宣扬“首长”的身体状况甚佳。秘书关光烈因向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汇报林彪畏惧水湿、肠胃不适，甚至不愿观赏山水画，此番言行遂被视作泄密，遭到了严厉的批评。此举在一边休养一边对外展示健康的表象，显然是在为未来复出铺路，进行舆论上的预先布局。
据警卫所述，林彪先生的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心脏、肝脏、肺部等关键器官均无异常。然而，他易出汗且常伴有腹泻。为此，他夜间睡眠时习惯穿着衬衣，却常因汗水浸湿而感到不适。出汗过多容易引发感冒，因此他需特别注意调节室内温度，并适时增减衣物。夏季气温较高，冬季则相对较低。林彪先生从未使用过棉被，仅以毛巾被作为保暖之选。北京医院院长经过研究后建议，使用一条毛巾被可提升体温约4摄氏度；穿着一件华达呢中山服同样能增加4摄氏度。身边的保健人员大致遵循这一标准来控制室温，多数情况下维持在约21摄氏度。
林彪被批判后，外界的小道消息盛传他有吸毒问题，据他身边长期担任警卫的李文普讲这是言过其实。在50年代，林彪偶尔打过杜冷丁的针药，是因为吃狗肉拉肚止泻才使用。从1964年后的7年多，再没有见他打过杜冷丁、兴奋剂之类的药针，有时打针是注射丙种球蛋白。林彪睡眠不好，常吃安眠药片，有时一夜连吃3次。有一次在天安门出席欢迎西哈努克大会上讲了错话，是因为夜里服了3次安眠药，头脑还未完全清醒所致，属于少有的差错。
尽管林彪的生活习性颇为异于常人，但他对警卫人员的待遇却并不苛刻，颇为随和。他的饮食相当简单，有一名专为他服务的厨师烹制膳食，然而他偏好有限，若是肉菜引起不适，导致腹泻，便会不再食用。日常主食则以肉饼、青菜和馒头为主。林彪因体弱消瘦，面色苍白，故而后来不愿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然而出于责任，又不得不出席。有一次，他在天安门陪伴毛泽东至金水桥，与红卫兵见面，途中几乎无法支撑，步履维艰。
尽管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但绝无某些人夸大其词，将其形容为“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仿佛随时可能被一阵风吹倒。至于80年代后，有人指责他患有“精神病”、“行为失控”以及“任由叶群操控”，这些说法同样缺乏事实依据。
部分人夸大其词，渲染林彪的健康状况，实则意在迎合公众的好奇心理。另有少数人，他们试图将林彪描绘成一个病入膏肓的“重病号”，以此断言其对于叶群、林立果的恶行“无从知晓”，“丧失了责任能力”，甚至声称林彪在叶群的控制下宛如被线牵引的木偶，更有甚者，企图借此宣称林彪是被“劫持”至苏联，意图颠覆既定历史结论。这种做法无疑是极不妥当的。
林彪以身体不适为由，解放后长期休养。若他在50年代之后真的沉溺于这种状态，无疑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功成身退、美名远扬的传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在党中央常委中名列前茅的“重病号”，却在多个历史关键时刻重返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痛心的闹剧。最终，在投机失败后，林彪从北戴河逃离，终在异国荒野之中香消玉殒。
林彪的蜕变，从功臣到成为灾祸的源头，究竟始于何时？可以说，是极端“左”倾思潮的持续蔓延，以及他个人权欲野心的不断膨胀，共同酿成了那出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1951年，林彪接棒周恩来，短暂主持了数月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然而，不久后，他因病卧床，休养期间未再参与工作。到了1958年，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出人意料地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这位长期休养的病患竟然荣膺此职，颇引人瞩目。
在这八年的隐居岁月里，林彪虽身患疾病，却勤奋阅读，密切关注政治动向，对党内诸多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笔记中直言不讳地予以批评。然而，他闭门不出，居于阴暗、通风不良的密室之中，所撰写的诸多格言、箴语、散记和感想，大多是对毛泽东的动向和喜好进行揣测。其中，不少判断和推测充斥着恶毒、讽刺乃至近乎谩骂的言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自1928年上井冈山起便与毛泽东有着特殊关系的革命者，竟会表现出如此的情感。
林彪内心明知极“左”的一套错误，却比别人更卖力地鼓吹，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理论“创造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如关心政治者，都会记得“政变”论、“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论、“天才”论、“顶峰”论，都是林彪独出心裁的发明。
在推崇个人崇拜的风潮中，林彪展现出极其虔诚的姿态，其一系列令人作呕的极端表演堪称登峰造极。他“语录不离手”的形象，以及每次出场时特有的手势动作，至今仍深刻烙印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心中。
这种极端的两面手法，实乃品质败坏的极致体现！
投身于此类虚假的颂扬之列，其唯一图谋不过是为了赢得毛泽东的更深信任，进而攫取更多的权力。在已然置身于“一人之下，八亿人之上”的显赫地位之际，仍热衷于这种行为，目的仅在于夺取无上的权力。
追溯《北戴河往事》的岁月篇章，资料源于珍贵影像，记录于影像中国。
林彪的笔记、听报告
李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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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散记”“听文件”林彪与叶群庐山会后与林彪数度会面。
林彪的“散记”
林彪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每天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
从他所随手记录与口述的文字中可见，林彪的日常思维囊括了从军国要事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既有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大事的深思熟虑，也有对哲学、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探讨。此外，他也会思考穿衣、吃饭、出汗、着凉等日常琐事，以及对众多人物与事件的独到见解。
林彪的诸多关键决策，正是在此类深思熟虑的过程中孕育而生。例如，他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标准，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指导方针，建议取消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以及在京津等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带建设人造山的设想，强化部队在江河湖海和水网地带的军事训练建议，以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军队稳定的指示与命令，以及加强战备、防范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令等，均是在漫步时酝酿而成，深思熟虑后便口述成文，进而形成正式文件并予以实施。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而“千年文字，能言传千古。”林彪正是日复一日地运用这“烂笔头”，为后世留下了诸多“能言传千古”的“千年文字”。
“忠庸，张春桥、柯庆施”：此卡片乃林彪亲口口授，由我执笔而成。“忠庸”中之“忠”字，我原写作“中”，而林彪于其下又添一“心”字。在林彪心中，张春桥的形象不过是一个擅长舞文弄墨、高喊口号的凡庸之才。
“人类，作为物质世界中最为关键的构成要素，其尊严不容侵犯，一旦对此忽视，便将铸成最为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江青（特指江青）正犯下如此重大的错误。”此段文字系林彪亲口传授，由林立果记录于《毛主席语录》之中，从中可见林彪对江青的不满情绪。
例三：林彪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颇有心得，并留下了大量笔记。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他针对“物质的可分割性……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这一观点，批注道：“恩格斯未能阐释这一问题，而列宁则成功破解。列宁提出电子同样具有可分割性。列宁持有‘一即多’的坚定信念，恩格斯则缺乏此认识。相较之下，列宁的理论层次高于恩格斯。列宁从多个角度推导出单一理论，而恩格斯则生硬地将多个理论拼凑成单一观点。”
2：1”。
他如此阐述道：“论点双管齐下，旨在阐明问题之所在。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运用唯物论的方法，唯有深入调查，方能准确界定问题的性质，进而制定相应的政策。”
林彪深知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至关重要性。在其所著的散记中，不乏对经济建设的深刻论述。他曾言：“凡能触及民生的举措，均为社会头等大事。”他强调，“全力推动经济发展”乃“人类之灵魂、国家之魂、党之魂，劳动人民之良心，责任担当者的气魄，以及高贵品质的体现”。他提出，党必须将经济建设视为己任。而善于聆听民声，洞察民情，满足民需，则被视为“党兴衰成败的关键”。
（1）以君主为先，臣子随后，切不可臣子争先；（2）由君主倡导和谐，臣子应予响应，切勿自作主张或制造不和；（3）君主劳作，臣子得以清闲，如巡视等工作。
林彪素来不喜社交，他坚信“社交难成气候，反倒是弊大于利——唯有独立自主，方能翱翔天际”。
在谈及政策时，林彪如此阐述：“左、中、右——三者之中，应侧重中道，顺应天命，既不过激，也不偏颇”。“偏向左翼的政策只能引导少数极左分子，而偏右的政策则仅能团结少数右倾分子，唯有中间路线能够将左翼与中间派团结起来，同时也能促使右翼靠近，唯有此路能够凝聚大多数。”因此，我们应当“偏向中间，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以避免极端的左翼和右翼思想”。
“唯利是图，唯胜是图，纵虎归山。在战争之中，需擅长利用机会，见利则进，不利则止（不计战事规模大小）。"
叶群对林彪平日里的随意笔录、闲谈碎语以及口述内容，统称之为“散记”，并给予高度重视，经常加以整理和追忆。在她的办公室内，摆放着一个名为“卡片柜”的木质柜子，专用于存放各类卡片资料。其中，不乏叶群整理加工后的“散记”卡片。此外，办公室里还藏有一个小型保险柜，里面珍藏了叶群的“追记”——《一O—笔记》。在林彪与叶群交谈时，林彪的言辞便会即时被记录在这本笔记本中。
每至整理“散记”，叶群便总会派遣我予以协助。通常，我会将林彪亲笔所书的内容制成卡片，并妥善存入“一O—”卡片专柜；而林彪与叶群交谈时的言语，则会被详细记录于《一O一笔记》之中；此外，林彪亲笔所写的单张散纸，亦被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一O—”“手迹”专柜内。
叶群在工作时往往难以集中精力，常常一边整理资料一边拨打电话，一通电话往往能持续一个多小时，那句“那就这样吧”在她口中反复出现，直至最终挂断。因此，整理“散记”这类工作往往需要耗费数个小时的时间。
“听文件”
林彪鲜少出席各类会议，对报纸、广播亦不甚关注，与民众接触寥寥，社交活动亦极为罕见。他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依赖每日上午、下午两次听秘书解读文件，每次时间不过半小时。除此之外，便是聆听叶群的“述说”或是子女们所谈琐事，这种方式显然难以全面掌握各方信息。即便每日两次的文件聆听也难以持续，常是时断时续，有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我每日均迅速对收到的文件、电报、信件等加以初步筛选与分类，随后将其分发给相应的秘书，由他们向林彪进行汇报。秘书们并非每件文件都详述，每件事都上报，而是精选关键，综合分析，归纳整理，力求以最简练的语言、最短的时间，将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汇报给林彪。毕竟半小时内难以详述众多内容，因此许多情况下，只能将需林彪表态的中央内部传阅文件传达给他。林彪若汗流浃背，即便文件标注了“急件”或“特急件”，汇报亦需暂停。秘书们常在上午等待至下午，下午又等待次日，次日又有新文件、新情况，于是手头待汇报的文件越积越多。无奈之下，只得日复一日地“去粗取精”，将那些可讲可不讲、可多讲可少讲的文件压缩至极致。一旦内勤通知“首长要听文件”，便迅速拿起文件夹，一路小跑至林彪处。
秘书为林彪呈阅的文件，每份都会标记上“√”符号，然而与之相较，我手中带有此标记的文件数量可谓是屈指可数。
秘书在向林彪传达文件时，须具备卓越的分析与综合能力。他们需从海量的、零散的情报中敏锐捕捉到趋势、方向和本质性的关键信息。此外，他们还须运用精炼的概括性语言，对重要且复杂的事务进行汇报，既不能照本宣科，亦不可脱离文本任意发挥，同时还需确保发音清晰，举止得体。秘书赵根生因常皱眉头的习惯，屡次受到叶群的指责。
林彪曾就文件讲解提出具体指示，他强调：“为了提高效率，大家需聚焦于文件中的方向性及政治性内容。讲解时应以方向性和政治性为主，即重点阐述大政方针和原则性要点，尽量避免过多涉及数字和比例。这些数据经常变动，难以记忆，而方向性的内容却能贯穿一个时期。对于那些过于专业和细致的内容，则可适当删减。”
“不必担忧，即便天塌下来，自有我和首长来承担。”时间一长，秘书们的急躁性格逐渐被磨练得平和，甚至在繁忙中也不忘抽空下棋、打乒乓球，或是闲聊几句。
“摒弃对演讲、文件和文章的聆听，摒弃繁文缛节，而应推崇闲谈，它能直击要害，犹如一把利刃，切中本质，直奔主题。”
林彪对文件的态度消极，使得叶群得以越权行事，占尽便利。她常对秘书言：“首长今日身体欠佳，有事便向我述说。”如此一来，诸多林彪本应处理的公务，竟由叶群擅自决断；许多林彪理应知晓的机密信息，亦被叶群暗中截留。即便如此，叶群仍命秘书“切勿从右向首长耳中传递消息”，从而让林彪丧失了诸多事务的知情权。
为何叶群提醒秘书不要对着林彪的“右侧”吹风？这源自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一项指示。
周、林、毛同框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的那段时期，林彪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态度确实经历了一段关注。他曾有一次，将一份描绘西安、太原等地群众游行中极少数人呼喊反革命口号，甚至将毛泽东像撕碎并踩在脚下的《快报》呈送给了毛泽东。在信中，林彪如此写道：“敬请主席审阅。西北地区的形势十分值得关注。”他的意图是想唤起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关注，然而，毛泽东的批示却出乎意料：“林彪同志，这实乃大好事。左派必须准备牺牲数千人，以换取右派数十万的胜利。”
同期，周恩来亦向毛泽东呈递奏章，述及自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众多地方的党委与政府遭受冲击，工作遭受严重影响。毛泽东阅后批示：“切勿过于悲戚，任其混乱一时。我听闻彼处混乱，实则欣慰。此混乱乃是对敌人的扰乱，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冲击。若他们依旧按部就班地工作，我则甚感不悦。”
毛泽东对林彪、周恩来所呈送之文件的批注，均在中央内部予以广泛传阅。
毛泽东把林彪认为的坏事说成是“大好事”，把周恩来对社会动乱的担忧说成是“如丧考妣”，引起林彪、叶群的重视。叶群从此以“不能干扰毛主席的决心和部署”为由给秘书立下规矩：少给林彪讲文化大革命阴暗面的东西，更不能把反映阴暗面的文件推荐给毛泽东。从那以后，林彪就不再给毛泽东报送反映文化大革命负面消息的文件了。
宋庆龄，一位敢于公开发声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不止一次向毛泽东和林彪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坦率地表达了对这场运动的强烈不满。在一封写给他们的信中，她坦诚地表示：“我对文化一无所知，认为小说全然是政治的体现，甚至认为它们都是有害的毒草，这让我感到困惑。一夜之间，与我共事的同事们竟然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求我批判和揭露刘少奇，但我坚决不会这么做。少奇主席在党中央辛勤工作了三四十年，怎么可能突然成为叛徒、内奸呢？一个叛徒内奸能担任七年的国家主席吗？现在的宪法是否还有效？怎能随意抓捕、斗殴、逼人至死？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伤害同志、伤害人民，简直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斗争中走来，却在自己人的手中丧命，这是为何？”
秘书提议将宋庆龄的言论传达给林彪，但叶群加以阻止。她向秘书训诫道：“宋庆龄的身份非同小可，她的言辞虽可随意传布，但你们的大脑不能成为无差别的接收器，必须学会筛选和加工信息。你们要成为信息的过滤器和加工厂，有所筛选，有所甄别。哪些内容适合向首长汇报，哪些不宜，心中要明镜高悬。不能一味地将信息从一侧灌输给首长，以防首长陷入错误的立场。”因此，宋庆龄对宪法的呼吁在叶群的“过滤”之下被屏蔽。
那些年，中央专案林立，各专案组时常向中央报告一些审查对象的情况，如彭德怀、贺龙等在监管中的情况和诉求，刘少奇绝食、强迫鼻饲、冤死开封，邓小平在江西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要求工作等，叶群都不准向林彪报告。她说：“这些事情有人操心，你们告诉我知道就行了。”致使林彪不能及时了解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的真实情况。
林彪与叶群
林彪与叶群之间的情感纽带，或许能通过林彪赠予叶群的一幅题词来深刻体现，那便是1970年初林彪挥毫泼墨赠予叶群的条幅：“发不同青心同热，生不同衾死同穴”。随后，林彪又将末句修改为“生少同衾死同穴”。在这幅题词中，林彪以“爱妻”之称谓称呼叶群，这在他赠予叶群的众多题词中尚属首次。
叶群对林彪所赠的题词格外珍视，特地让人精心装裱，将其悬挂于墙上。随后，她又将这题词镌刻于砚盒之上。不久之后，叶群回赠林彪一幅画作，画中题字道：“恩情报不尽，他日愿伴君同行至黄泉”。
林彪过往赠予叶群的题词，诸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无不劝诫叶群严于律己，恪守矩矱。然而，此次谈及生死，叶群亦即刻回应，誓言将随黄泉而赴。
“作为一个女性，叶群同样是不幸的。”
在战争的硝烟弥漫时期，林彪全身心投入战争事务，细致入微地指挥作战，专心致志，对叶群的冷漠显而易见。1938年的那次负伤，林彪虽然捡回了一条命，却留下了终身难以痊愈的伤痛，对诸多事物心生畏惧，且忌讳就医。加之其孤傲的性情，不擅长人际交往，与性格开朗、不甘寂寞的叶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64年年底我抵达上海之后，逐渐察觉到林彪与叶群并非共居一室。林彪居住在楼下，而叶群则住在楼上。那时林彪已经五十七岁，而叶群年仅四十四岁。不久后，他们搬至苏州南园，林彪居于南部，叶群则居于北部。后来，叶群更是搬到了另一栋楼居住。在北京毛家湾，他们各自的卧室位于工字房东西两端，相隔数十米，中间隔了数重房间。
林彪与叶群各自遵循着不同的作息规律。林彪习惯于每天清晨6时起身，夜晚9时左右入眠，无论春夏秋冬，他总是严格遵守这一作息，绝无熬夜之举。且一旦躺下，便严禁打扰。相较之下，叶群则是个典型的“夜猫子”，通常上午10点前不会起床，凌晨2点前不会入睡。若遇开会，她往往凌晨四五点才入眠，中午十一二点方才醒来。卧床时，她还会让王淑媛为她按摩头部，与之闲聊。有时，她们的谈话如此冗长，以至于王淑媛忍不住打盹，不自觉地额头轻触叶群的额头。
“这里的扇贝非常有名，不如让他们给你做点鲜贝肉尝尝？”林彪却婉拒道：“你就自己吃吧，我不饿。”
林彪家族四口之家，各自独立用餐，各有一套专属的食谱，各自的餐桌，各自的用餐时间。我未曾目睹过林彪一家共聚餐桌的场景。偶尔可见林立衡或林立果手持饭碗，在林彪身旁边进食边交谈。林立衡与林立果对林彪充满敬意，称呼“爸爸”时语气亲昵，然而对叶群则显得较为疏远。他们对待叶群如同对待工作人员，仅以“主任”或“叶主任”相称，从不直呼“妈妈”。林立果私下里甚至以“叶胖子”称呼叶群，有时更是出言不逊，称之为“他妈的，叶老胖”。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与叶群的关系愈发紧密。
林彪素来不喜游历山水，亦不热衷于穿梭于喧嚣的市井之中，而叶群则生性活泼，喜好游乐。无论随林彪至何地，她总不免要外出走走看看，无论是风景名胜还是繁华商场，都成为她心之所向。上海、苏州、杭州的名胜古迹，无一不是她曾游历之地。1965年4月，她在无锡仅逗留了一周，亦抽空游览了梅园、蠡园、鼋头渚等名胜。每当游览归来，她总会兴高采烈地向林彪倾诉所见所闻。林彪对此类轻松愉快的话题并无反感，反而乐于聆听。
“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等等，这些话语充分展现了林彪对叶群既喜爱又烦恼、既亲近又疏远、既放任又约束的复杂心态。
庐山会议后，与林彪数次会面。
庐山会议落幕之际，林彪并未即刻启程返回北京，而是转赴北戴河逗留，直至九月下旬方才返京，以便参加国庆的庆祝活动。
在1970年国庆佳节，报纸、广播、电视上的报道依旧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仿佛庐山上的风云变幻并未留下痕迹。留守北京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叶群却似乎有意无意地透露风声，连续多日与秘书们个别谈话，暗中透露庐山会议的一些信息。她那天特别找我谈话，态度与前大相径庭，变得格外亲切和蔼，主动起身握手，关切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和感情生活。这种异常的举动让我感到困惑。“若有发现陈伯达的信件或题词，直接交给我。”当时，我推测叶群意在尽快销毁与陈伯达的往来证据。不久后，我发现陈伯达送给叶群的“继往开来”条幅已从她的办公室东墙上神秘消失。
自十月中旬始，中南海接连向林、周、康等人递送了毛泽东亲笔批示的文件。与此同时，涉及陈伯达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分发。尽管毛泽东的批示仅针对陈伯达，但林彪内心深知，毛泽东实则也在借机批评他。
新春伊始，林彪将我召见，嘱我：“请拟一句言辞，悬挂于叶群的卧室内。”他随后口授道：“归根结底，不至于太过恶劣。”遵照林彪的指示，我前往叶群处取下条幅，预备题字。叶群却说道：“无需再写。请转告首长，我已明了。”
1968年夏日，叶群被指控为“假党员”，此消息令她惊恐万分，在林彪面前泪流满面。当时，林彪便嘱托我向叶群传达“充其量坏不到哪里去，无需慌张”的宽慰之词。庐山会议之后，当叶群被迫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检讨之际，林彪再次向她传达了相似的讯息。这表明，直至1971年，林彪的心态依旧保持平和，甚至可以说是从容不迫。在他看来，自己并无重大过错，毛泽东也不会对他有何不测。因此，他叮嘱叶群切勿慌乱，无需因紧张而夜不能寐。
在毛泽东实施“抛石子”、“混沙子”、“拆墙角”等策略，并大力推动“批陈整风”运动，逐步逼近林彪之际，林彪心中抱持“事情不会太糟”的想法，难以保持平静。某日，叶群要求我呈递一份毛泽东的批示给她。当我将文件递上时，她正与林彪在一起。她接过文件，读出毛泽东的批示，手持文件在林彪面前挥舞，情绪激动地说：“你看，这明显是冲你来的。”我离开时，只听见林彪对叶群大声喝道：“别在这里打扰我！你走，我要休息！”当时我感到，叶群可能在林彪面前挑拨离间，导致林彪变得烦躁。实际上，那时的林彪可能确实感到十分不安。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共有九十九位与会者。会议不仅持续揭露批判陈伯达的错误，还对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位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评。在会议期间，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但并未参与会议。会议即将落幕之际，周恩来代表中央进行了总结发言。他明确指出，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错误，是方向和路线上的错误，即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会议结束后，中央作出决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传达陈伯达的罪行，而在高级干部中则传达黄、吴、叶、李、邱五位同志的检讨。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纷纷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传达讨论的情况，普遍表示对中央对陈伯达的处理以及对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错误结论的支持。尽管这些文件和电报仅是表态性的，并未透露五位同志检讨的具体内容，但叶群却因此感到极度紧张。她找我私下交代：“几位老总（指黄、吴、李、邱）是与毛主席亲近的，他们是被陈伯达误导，是好人犯的错误。毛主席批评他们是出于信任和爱护。他们与陈伯达的性质不同，几位老总做检讨的事情不宜让秘书们知晓，今后这类绝密文件和电报不要直接交给秘书，而是直接交给我，我会向首长汇报。”遵照叶群的指示，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直接将此类绝密文件和电报交给了叶群。当这些文件和电报再次回到我手中时，我并未发现任何向林彪报告过的痕迹。
某日，我送文件至叶群处，忽闻她电话中对他人言：“林彪同志近期身体欠佳，面色憔悴，每晚需服用两剂安眠药，体重已降至八十余斤……确实，往昔众皆支持……岂料……”
“请您去，若您不去，我们全家都将面临不测！”林彪虽然如此回应，最终还是缓缓站起身，穿上内勤人员递来的大衣，出门乘车前往。
照例，林彪总习惯于比毛泽东早到几分钟，但这次，他却晚到了。往常，林彪都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目送毛泽东离开后才返回，然而那天，他却提前离场。我们目睹林彪的座驾仅半小时后便返抵毛家湾，秘书们不禁感到惊愕。据随林彪一同登上天安门的小毕透露，林彪坐下不久，毛泽东便起身前往休息室。不久之后，林彪也起身返回了毛家湾。
在五月中旬的一个午后，临近正午时分，林彪将我唤至其身边，并指示道：“下午总理将莅临，你需寻一张宽大的纸张，上面书写几句言辞，并将其张贴于此。”说罢，他步出客厅，指向客厅门侧南侧的墙壁：“就在此处。”随后，他逐字口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言毕，林彪用双手比划了一个圆圈，强调道：“字迹需放大一些。”
一返回办公室，我便迅速取出一张洁白的纸张，用排笔沾取鲜艳的红广告色，将林彪口授的三句口号工整地书写于其上。待林彪午休之际，我将这些口号张贴于西客厅门外的墙壁上。此处正是周恩来总理必经之地，我将字迹放大，使其格外显眼。心想，总理必定能够一瞥见，甚至可能停下脚步细细观看。毕竟，周恩来总理时常光临林彪处，往常此处墙上从未有过字迹，不禁让人好奇，周总理看到林彪突然在门口张贴的三句口号，心中会涌起何种感想。
数日后，林彪向其秘书于运深口授一封致毛泽东的信件，其中提议针对当前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所辖大军区的首脑与副首脑，实施“四不一要”的方针，具体为“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在遇到特殊状况时，则需遵循主席亲自下达的灵活指令。
林彪表示，是在审阅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相关文件后，了解到“部分同志对安全问题抱有忧虑”的情况下，才萌生了上述想法。
林彪认为，在经历了五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批陈整风”运动之后，“现中央及其所属中央局的人员，整体而言，应当被视为是值得信赖的”。
林彪严令，确保这一规定传达至卫戍区每一位战士耳中，且每数月必须传达一次，持之以恒，长达十年之久。同时，林彪还提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地区。
林彪口述这封信的时候，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动摇。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讨已向下传达，军队干部有些人心惶惶。这封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林彪对军队一批高级将领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担忧。
运深将信件交付与我，命我仔细誊写完毕，以便呈递给林彪审阅签字。或许是林彪认为自己的意见不合时宜，难以施行，抑或其他因素，这封信件终究未曾再次交给我，以便通过机密渠道递送。
“好，好。祝你们幸福！祝你们幸福！”得知妻子父亲是开滦煤矿的井下工人后，林彪赞许地说：“小李来自农民家庭，你来自工人家庭，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家庭，很好，很好！”那天，我发现林彪虽然略显消瘦，但精神状态尚佳，胡须梳理得整洁，讲话时也显得气定神闲。
1971年7月16日，林彪重赴北戴河，自此踏上了不可回头的征途。
林彪三叉戟飞机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