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的信言辞颇为委婉，大意是即便你与贺子珍解除婚姻，众人亦能谅解，并无异议。然而，你若与江青结为连理，鉴于她在上海诸多传闻，流言蜚语不绝于耳。你是否应考虑到个人威信的问题，亦或是深思熟虑一番。毛主席在阅读此信后，随即在宴请时将张闻天排除在宾客名单之外。
张闻天与毛泽东，于1966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
强调两大世界的对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视反苏战争为最大威胁，高估苏区力量而低估白区力量，进而主张采取“进攻”策略，“以革命的进攻来回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势力的进攻。”文章中诸多内容实则是对毛泽东所倡导的正确路线的挑战。
1933年伊始，张闻天踏入中央苏区，继续执行“左”倾政策。彼时，毛泽东声望颇高，故“左”倾派别不便直接对毛泽东下手，于是转而针对基层进行整治。起初，他们批判了“罗明路线”，随后更是将矛头指向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这场斗争错误地否定了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正确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残酷地打压了一大批具备丰富实战经验、勇于公开抵制“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给中央苏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身为领导此事件的核心成员之一，张闻天在随后的革命征途中，屡次深刻反省那场严重失误，并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终身教训。对于这条“左”倾路线，毛泽东亦有着深刻的切身体验。在往后的岁月里，他屡次回望那段历史，屡次展开深入的批判。
自1941年9月起，毛泽东撰写了一篇篇幅超过五万字的著作，其中对包括张闻天所撰文章在内的“左”倾错误路线的九份文件进行了严厉批判。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直接点明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委员的名字，措辞亦尖锐犀利，间或带有戏谑之态。这篇作品可视为毛泽东长期压抑之下情绪的彻底宣泄，尽管后续经过多次修改，但整体文风依旧充满咄咄逼人之势，锋芒毕露。或许正因为此，毛泽东仅将此文私下展示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而未曾公开发表。
1943年11月，在一场政治局扩大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言论称：“所谓‘反邓、毛、谢、古’，不过是鸡犬相争。如今邓、毛、谢、古中已有三人离世，我期望健在的邓能为党争一争声誉。”
1960年12月25日，在一次对话中，毛泽东再次提及个人经历，坦言：“我曾历经压力，遭受过三次重大处分——一度被开除党籍，军职亦被撤销，剥夺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并被排除于党的领导工作之外。在那段日子里，我的住所空寂无人，两三年间鲜有访客。我亦未曾主动寻求过任何人的帮助，因为有人指责我搞宗派主义，提及邓、毛、谢、古。事实上，我甚至未曾见过邓小平同志。后来有人提及曾在武汉与他见过面，但我对此毫无印象，或许只是匆匆一面，未曾交谈！”
毛泽东不仅在党内阐述，亦向外国人表达。1965年8月5日，他接见了一个外国代表团，再次提及那段“鬼都不上门”的过往，他指出：他们过分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攻占大城市，迷信外国在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等方面的那一整套做法。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过于“左”倾的政策。虽然我们拥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我们却遭到了孤立。昔日，我仿佛是位灵验的菩萨，但后来却失去了效力。他们将我这尊木雕菩萨投入臭水沟，再捞出来时，已经臭气熏天。那时，不仅无人造访，连鬼魂也不愿靠近。我的职责仅限于饮食、睡眠和排泄，庆幸的是，我的头颅并未被斩断。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与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的全体员工共同聆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通报。当天，他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了自己渴望重新投入工作的愿望。毛泽东在阅读邓小平的信件后，不禁再次回忆起那段过往。在所写的批语中，毛泽东对邓小平历史上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并特别提到了张闻天。他指出，邓小平同志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仍需与刘少奇区分开来。在中央苏区，邓小平曾遭受打击，成为了邓、毛、谢、古四位“罪人”之一，被视为毛派的领导人物。而对他进行批判的人正是张闻天。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对错误路线时期的关键责任人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明确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责任人系博古同志。洛甫同志所犯错误虽属第二等，主要集中在宣传领域，但自广昌战役之后至遵义会议前，他改正错误的步伐迅速而明显。
1933年，张闻天踏入中央苏区，通过与实际状况的广泛接触与深入理解，他对“左”倾错误及其带来的危害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在经济政策、肃反措施、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他与博古等“左”倾领导人产生了分歧，甚至引发了激烈的争论。1934年4月，敌军集结11个师团向广昌发动了猛攻。当时，博古亲自担任临时司令部的政治委员，而德国人李德则实际掌控着指挥权。他们集结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了永久性的防御工事，采取堡垒对堡垒的策略，分兵把守，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这样的战术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一举动激起了博古的不满，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公开争论，场面一度激烈到面红耳赤。
在博古引发的分歧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的交往却日益加深。经过广昌战役，张闻天被委以重任，负责苏区政府的日常运作。中央此举，实则一石二鸟，既将张闻天排除中央决策圈，亦意图将毛泽东逐出苏区政府的核心领导层。彼时，张闻天与毛泽东同住瑞金沙洲坝，办公地点相邻，共同的工作经历加深了彼此的认识。张闻天主动靠近毛泽东，对他表现出充分的尊重，两人的思想因此日益接近。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央机关迁往云石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迁至山上的“云山古寺”，朝夕相处，感情愈发和睦。9月，毛泽东在于都不幸患上恶性疟疾，高烧不退。赣南省委紧急联系张闻天寻求援助，他立刻派遣傅连璋医生星夜兼程赶往救治。
自然，张闻天与毛泽东携手并进的关键，在于他们对诸多问题的见解相仿，在党内生活中亦共享相似的经历。面对反“围剿”战事的挫败，红军被迫撤离这片倾注了无数血汗的红色土地，二人心中均充满了沉痛与愤慨。就在主力红军转移的前夕，他们于“云山古寺”前的黄槲树下，石凳上相对而坐，畅谈心扉。张闻天将心中诸多郁结倾诉于毛泽东，此次坦诚的交流，使得他们之间的合作与亲近迈向了新的高度。
遵义会议是一处转折点，对中国革命的推动作用极为深远。然而，众人皆知，若非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成功分化，遵义会议的召开便难以顺利进行。同志们将荣誉归于我，但绝不可忽视他们二人的贡献。
在这段时光里，他们不仅在政治领域紧密协作，感情亦相处融洽。毛泽东察觉到张闻天对刘英有意，便有意促成这段佳缘。在遵义会议第二次召开之后，时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刘英，突然收到李富春的一张简短便条，要求她即刻前往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职务。
刘英完成报到之际，巧遇毛泽东和王稼祥。毛泽东询问刘英：“你知悉是谁推荐你前来？”
“李富春。”刘英随口说道。
“正是我提出让你前来。”毛泽东说道，“在那后梯队，你一人承受的压力太大，恐怕会不堪重负。邓小平同志已前往前线，这里只需有一位女同志即可。”
毛泽东所言确属事实，然而刘英亦深知，毛泽东此举实是出于对张闻天与刘英的深切关怀，旨在为他们恋爱提供便利。最终，张闻天与刘英如愿以偿，走到了一起。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携手共进，并不仅局限于遵义会议一役。党史学者张培森在其文中提到，自遵义会议前夕至六届六中全会之前，我党曾面临三次重大危机。首先，是王明、博古等人所推行的“左”倾路线引发的军事挫折；其次，是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行径；最后，则是1937年王明归国后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政策。在这三次危机之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密切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效化解了危机，其贡献不可或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以从确立走向巩固。
除此之外，在瓦窑堡会议及西安事变期间，张闻天与毛泽东紧密协作，对政治路线的调整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构建的促成，贡献了不可估量的力量。
张闻天以其民主的作风著称，常以“配角”自居，与毛泽东的合作默契无间，以至于毛泽东时常戏谑地称他为“明君”，并尊称其妻子刘英为“娘娘”。查阅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可知，自1935年10月初抵达陕北起始，直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洛甫（即张闻天）署名的电报共计451份，其中以“洛、毛”或“毛、洛”联名者高达286份，占总数的64％。
党的总书记与红军最高统帅间的相互尊敬与默契配合，达到了高度的一致，确保了毛泽东的方针和谋略得以无障碍地贯彻落实，这成为当时开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所在。
在六中全会期间，尽管我并未放弃总书记的职务，但我的指导思想却是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而非固守一隅。自从王明同志留任工作以来，我便将政治局会议的地点转移至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所。我仅是名义上的主席，所有重大决策均由毛主席亲自定夺。尤其是在七八月份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已经专注于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关于此点，毛泽东曾多次感叹：“洛甫同志从不争夺权力。”
然而，尽管权力交接过程进展顺利，他们的关系却悄然出现了裂痕。
一方面，婚姻乃个人私事，他人不宜过多干预；另一方面，毛泽东性格刚烈，一旦下定决心，鲜有回头余地。然而，众人的意见确实不无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关系非同小可。经过深思熟虑，张闻天权衡各方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寄去了一封信。信函措辞委婉，主旨是：你与贺子珍的婚姻破裂，离婚之举众人均无异议，再次成婚亦属情理之中。但关于与江青的结合，望你能深思熟虑。江青作为上海演员，其影响颇大。如此决策，对党与个人均非善举。
毛泽东阅信后，神色不豫，立刻将信纸撕毁，语气坚决地说：“我自明日起便成婚，岂容他人多言！”翌日，他在供销社设下两桌酒席，张闻天并未列入宾客名单。
“我平生对党的事业贡献有限，唯有一事可堪自慰，即在马列学院任职期间，为党培育了一批优秀的干部。”
毛泽东对马列学院的状况并不满意。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提及了一段内容，或许与马列学院有关：“在学校的教育过程中，以及在在职干部的培训中，教授哲学时未能引导学员深入探讨中国革命的逻辑；教授经济学时，未能引导学员研究我国经济的独特性；讲授政治学时，未能引导学员探讨中国革命的策略；讲授军事学时，未能引导学员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战略与战术。如此种种，导致错误观念的流传，对人们的误导极深。在延安学习，到了富县就无法运用所学。经济学教授无法解释边币与法币，自然学生也无法理解。十七八岁的青年，却要他们钻研《资本论》、《反杜林论》。”（最后一句在公开出版的《毛选》中已被删去。）
在另一番场合，毛泽东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道：“马列学院实乃教条主义的顽固堡垒。”
面对毛泽东的指责，张闻天内心深感不公。他在后续的文字中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当时我心中颇为苦涩，偶尔也会牢骚满腹，认为毛主席似乎显得‘不公’，在评价他人时似乎有些‘偏颇’。一旦对某项工作表示满意，他便只看到其中的优点；而一旦有所不满，便一切皆成缺点。即便我们按照中央的决议行事，也会遭到反驳，这使得工作开展起来十分棘手。与此同时，我已做好精神上的准备，既然大工作难以承担，那么从事一些小工作也无可厚非。有时其他同志会建议我直接向毛主席陈述，但我有时也会想，不谈也罢，我的为人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证明，我又何必急于求得别人的理解！”
然而，张闻天最终还是“下定决心，亲自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面谈”。第一次会面发生在1941年的六七月间，我在枣园与毛泽东同志进行了一次交谈，他言辞温和，似乎并不打算对我进行批评。”第二次，毛泽东邀请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同参与，与张闻天进行了深入交谈。毛泽东对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一无所知却强求他人顺从，不服从则加以打击；同时，他还指责张闻天缺乏大局观，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并给予了张闻天简短的评价。
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实则与张闻天的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且与毛泽东屡次赞誉张闻天为“贤明之君”、不慕权势、作风民主等评价相悖。尽管张闻天“听闻之后心中不悦”，且“心中存有抵触”，但他并未选择进行辩解。
1941年9月至10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聚焦于党史上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从而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在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主题报告。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主观主义的束缚，特别是在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主观主义的表现尤为严重，其形态更加成熟，统治时间更长，造成的后果也更为惨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诩为“国际路线”，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则却是伪马克思主义。
聆听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之后，张闻天同志率先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他并未提及个人功绩，也不对职位高低斤斤计较，更无半点牢骚与怨言，而是以坦诚无私的态度，毫无保留地剖析自我。他直言，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发展路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土地革命后期工作的评估，他赞同毛主席的观点，承认当时的路线存在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期间达到了顶峰，给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他还表示，自己是主要责任人之一，理应承认错误，特别是在宣传错误政策上，他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发言中，张闻天还提出了“补课”的议题，他指出：过去国际形势将一批未曾参与实际工作的干部提拔至中央机关，这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未曾亲身实践，如今还需补上这一课。过去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未曾清算，这是历史遗留的旧账，现在必须清算。张闻天不仅是口头上的承诺，更是以实际行动践行。自1942年1月起，他主动请缨前往农村进行调研，在陕北的神府、绥德、米脂以及晋西北的兴县等地的数十个村庄，他深入调查了将近一年半，直至1943年5月才返回延安。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犯有路线错误者不乏其人，但像张闻天这样通过亲自实践进行“补课”的，实属首例。
抗日战争的硝烟散去，中央组织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挺进东北，张闻天毅然决然地提出前往。这一出人意料的抉择，让他得以将毕生所学尽情挥洒。自1945年11月下旬抵达沈阳起，张闻天在东北耕耘了超过四载，他将深厚的理论功底、锐利的洞察力、炽热的政治情怀、精湛的斗争技巧以及坦荡的胸襟，全部融入了那广袤的林海雪原。他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东北大后方的建设贡献了卓越力量。在东北的这段地方工作生涯，无疑是张闻天人生中最璀璨的篇章，也是他工作和生活中最为愉悦的时光。
1950年1月19日，张闻天在辽东地区的工作成绩斐然，却在晚间新闻中意外得知，党中央决定委派他担任我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遗憾的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未能及时恢复，张闻天因此未能就任。到了1951年2月，周恩来总理征询张闻天的意见，询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央拟设立的对外工作指导委员会，或是接受驻苏联大使的职务。张闻天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了后者。
张闻天被任命的消息一出，舆论场上便议论纷纷。一方面，有人认为，张闻天在领导东北地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若让他担任驻苏大使，似乎显得才高任重；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张闻天曾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目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次出任副部长级的驻苏大使，似乎意味着他被调离中央，背后或许另有深意。然而，事实上，前往苏联的决定是张闻天个人的选择。每当张闻天有机会作出选择时，他总是倾向于远离毛泽东的领导。在陕北带队开展农村调查是他第一次作出这样的选择；前往东北是他第二次；而担任苏联大使则是他的第三次。
1959年庐山会议为悲剧。
7月21日，张闻天公开发言，此际距彭德怀上书已过去数日，会场气氛愈发紧张。不少同志在发言中过多提及缺点，感受到了日益增强的压力。在张闻天发表意见之前，田家英、胡乔木等深知内情的同志也纷纷来电，劝其慎言。然而，张闻天认为，鉴于当时的特殊状况，唯有毛泽东亲自出面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方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便面临“犯上”的风险，他也坚持要直言不讳。
张闻天毫无畏惧地畅谈了一个下午。这无疑是一篇对1958年“大跃进”失误进行深刻剖析的精彩演讲，其理论深度在当时党内堪称独步一时。亲身见证那场难忘会议的李锐评价道：“张闻天具备深厚的经济理论素养，因此能够洞察问题的核心，视野开阔，见解独到。”张闻天深入剖析了犯错的根本症结——党内民主作风的缺失。他指出：“主席常言，要勇于提出不同意见，要敢于舍生忘死，不怕头颅落地，如此等等。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仅仅要求不怕牺牲还不够。人之常情，总是畏惧死亡的。被国民党处决尚可，若是被共产党处决，则遗臭万年。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上级领导需要营造一种氛围、一种环境，使下级敢于表达不同意见，形成一种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流意见的局面。”
张闻天对自己的言辞充满信心。然而，他未曾料到，两天之隔，局势突变，风云变幻。
7月23日晨，中央政治局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彭德怀所写信件逐一进行反驳，其态度从反对“左”倾转向抵制右倾，呈现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张闻天在听闻此事后，先是震惊，继而生疑。散会后，他带着忧虑与愤怒对秘书肖扬感叹：“此后还有谁敢直言？”
会后，他特地前往“美庐”院落外围，恳请得以觐见，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主席公务繁忙。
不久，张闻天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尖锐的信件。信中讽刺道：“你为何会投身于那军事圈子？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又有什么新花样？四处搜集那些漆黑一团的资料，真是找到了宝贝！难道你是从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为何会有这么多！然而展示出来，却发现全是虚假的。”“我认为你这是旧疾复发，那久治不愈的疟疾病毒还未根除，现在又出现了寒热症状。”“你似乎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都抛诸脑后，竟然加入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双全，相映成趣。”
8月2日，第八届八中全会隆重召开，与会人数几乎是刚刚闭幕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的两倍之众，会议地点选在了庐山的人民剧院。
在会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张闻天的问题，并再次提及土地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路线。他强调道：“洛甫起初否认路线的错误，直至七大期间经过一番争论，洛甫才承认了路线的错误。在那场争论中，王明与洛甫均未改变立场，洛甫的旧习气亦有所复现，正如他时常发作的疟疾一般，一旦有机会便再次浮现。”
“右倾机会主义已演变为党内当前的主要威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捍卫总路线，抵御右倾机会主义的侵袭，已成为党面临的首要战斗任务。”
8月18日，张闻天蒙受不白之冤，毅然决然地告别了政治舞台。面对沉重的压力，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过失。当日，张闻天致信毛泽东，言辞间透露出对未来的乐观：“此次我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相信这对我的身心健康将带来极大的益处。我由衷地感激您以及中央其他同志对我的关照。我下定决心，与过去的反动自我彻底划清界限。”“今日我下山，期盼有朝一日能在北京与您重逢，并恳请您给予更多的指导。”
毛泽东接到此信后，立刻作出批示：将此信印发给各位同志，共计印制160余份，每人分发一份，对于未能亲自领取的同志，则通过航空或邮寄方式送达。我对洛甫的来信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与欢迎。
张闻天未能体会到丝毫“热情”，接踵而至的是外事系统愈发激烈的批判与斗争。一盆盆污言秽语随意泼向张闻天，讥讽、挖苦、恐吓、辱骂，议题早已脱离庐山发言的范畴，转而翻找历史旧账，诬陷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对此深感痛心。他对妻子刘英倾诉道：“无论其他何种说法，不过是观点分歧；但说我通敌卖国，实属冤枉！”刘英从未见过丈夫如此流泪，此刻他却无法自制，泪水止不住地流淌。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年逾花甲的张闻天血压急剧升高，前列腺肥大症愈发严重，尿中毒的威胁笼罩着他的生命，他的身体已无法承受，不得不被送往医院。
“我无法闲坐不动，我必须投身工作。虽然大型的任务无法承担，但我愿意从事一些小规模的贡献。”在1960年元旦之际，即便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张闻天还是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委婉地表达了他渴望回归工作的强烈愿望。此后，他又多次向毛写信，然而，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面对困境，张闻天只得寻求总书记邓小平的指导。邓小平回应道：“不妨深入研究国际问题，那正是你擅长的领域，对你而言，驾轻就熟。”此言正中张闻天的下怀。
张闻天再次向刘少奇寻求意见。刘少奇回应道：“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战线上，你目前最好还是暂时保持距离。不如专注于经济建设。”
“我们这里正急需像您这样精通经济理论的人才，欢迎您的到来。”然而，不久之后，张闻天收到了李富春的来信，信中表达了他的歉意，并透露出在经过请示后并未获得批准，使他感到无奈。
究竟是谁对李的信中所述内容表示异议，这一点并未在信中明确指出。实际上，这样的疑问本无需加以点明。
“只要有所事可做，便足矣。”
不久之后，张闻天抵达经济研究所履行报到手续，并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份“特约”研究员的职位。即便在遭受打击与排斥的情况下，他未曾削减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与责任感，仍旧不懈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撰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每当完成一篇，他便将稿件呈递给杨尚昆，并经其打印后分发给中央的领导同志。1962年2月，当毛泽东再次收到张闻天整理成文的“笔记”时，便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写信，评价道：“此人为动摇分子，屡犯过失。其言辞是否可信，需加以审慎考察。”
在八月，张闻天再度将一份题为《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文件转呈给毛泽东。该文件凝聚了他深入江苏、上海、浙江、湖南等地进行两个多月的实地调研的心血。报告内容不仅建议进一步放宽集市贸易的限制，还提出了拓宽流通渠道、优化工农业产品比价关系等一系列政策性建议。
“或许不必送上了，你的建议恐难被采纳，反而可能招致麻烦。”
张闻天执意要求将问题呈送上去。他言道：“这关乎人民生活的重大议题，同时也是群众心声的体现，怎能不予以提出？至于中央是否采纳，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我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既然发现了问题，理应提出自己的建议。”
正如刘英所料，不出所料。那份报告递交尚不足两月，八届十中全会便应运召开，其核心议题聚焦于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张闻天所撰写的报告也随之转变成了新的指控证据。随后，1965年经济研究所展开“社教”运动，这篇报告再度成为了众矢之的，有人指责其反映了没落阶级的诉求，甚至称其为对党的又一次进攻，其严重性被认为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言论。
1966年6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张闻天不幸遭受了软禁和残酷的批斗。
1969年十月，张闻天遭受排挤，被流放到北京之外，最终被“发配”至广东肇庆之地。
“若要准确分析及审视各种不同的情形，须得在肩头拥有自己的头脑。”
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一旦获得写作的自由，便急切地重新启动了因“文革”而被迫暂停的理论研究。
时光分秒如金，他紧紧把握每一刻，沉浸在阅读与学习的海洋中；尽管视力降至仅0.2，他却从未停下阅读的脚步；即便握笔之手微微颤抖，他仍坚持不懈地挥毫泼墨。
林彪事件的爆发，给张闻天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促使他深思熟虑后的观点跃然纸上。当时的张闻天尚未恢复组织生活，亦无人身自由，然而他依旧保持着乐观与自信，在黑暗中寻觅光明，在逆境中寻求希望。他静心沉淀，撰写了近10万字的学术论文，深刻地回顾并总结了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历史曲折，提炼出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各种“左”倾错误观念，并探讨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张闻天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他对外甥说：“书籍或许可以被焚毁，或许可以被禁止阅读，但写书人的思想之波涛却是无法禁锢的。你看，我过去所写的读书笔记被一扫而空，如今我再次挥笔，又积累了一大摞！”
张闻天，虽怀满腔书生意气，然而半个世纪的激烈斗争，已将他磨砺得既机警又老练。他深恶痛绝阿谀奉承与权术玩弄，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举止。他深知这些文稿绝不能轻易递送，更不能让外界得知。于是，他请来外甥和妻子协助，将文稿一一誊写，制成三份副本，用塑料袋妥善封装，分别妥善保管。他心怀期许：“或许未来在某个场合，我能借此发声，若不然，便将它们传之后世。”
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肩负起中央日常工作，引领各项工作迎来了转机，张闻天亦感受到了希望的曙光。1972年4月2日，他向“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致信，字里行间充满了诚挚。他恳切地请求“尽快在政治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希望能“重返北京，在党的领导下尽我所能贡献绵薄之力”。张闻天还倾诉了自两年半前被“遣送”至肇庆以来，过着“极度孤寂与封闭”的生活，精神上倍感苦闷。两个月后，张闻天得知，中央决定从当年5月起恢复他和刘英的工资待遇。虽然张闻天对此感到一丝慰藉，但同时也因未履行工作职责却领取工资而深感不安。
1973年三月，邓小平同志重返政治舞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这让张闻天重燃了希望之火。同年九月，张闻天与刘英携手联名致信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再次重申了他们之前多次提出的请求，期盼能够尽快返回京城，恢复党组织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在阅读信件后作出指示：同意张闻天与刘英在原地参与党的生活和日常工作。然而，这一批示似乎在某个环节遭遇了阻碍，直至1974年二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督办下，才最终得以执行。张闻天与刘英得以恢复党组织生活，并在肇庆市委的领导下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获准阅读至县团级单位的中央文件。
1974年夏末七月，刘英获得了前往北京的探亲许可。在京城，她专程拜访了王震。王震对张闻天的状况深表关切，并鼓励刘英劝说张闻天再次向毛泽东提交报告。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商议后，张闻天向毛泽东写信。此封信中，他并未再提及平反事宜，只是表达了“期望能够返回北京居住并疗养”以及“有机会得以前往各地参观学习”的愿望，除此之外，别无他求。信件经王震转交，于十月末呈递至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阅后，指示其身边工作人员批示：“在北京居住恐怕不甚适宜，建议另选他处居住。”
随后，张闻天接到一则通知：获准迁往无锡。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携家人离开了那幽静之地肇庆，已流放六载，踏上了前往无锡的旅程，在那儿度过了生命的余晖。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突发心脏病，倒地后便永逝。他未能目睹“四人帮”的覆灭，也未等到冤屈得以昭雪，便带着满腔冤屈离世。
两个月后，毛泽东逝世。
“决定对他进行平反，恢复其名誉”。
注释
至于粉碎“四人帮”后的传言，有关对江青的所谓“约法三章”，从张闻天当时的遭遇中即可明显看出，这纯属无稽之谈。1985年，杨尚昆在内部发言中提及，他曾亲自致电询问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是否确有“约法三章”之事，陈云的回答则是明确否认，称此事纯属子虚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