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扩大会议确立的维护军队稳定、尽力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军队影响的方针，显然与中央文革的既定意图相悖，从而引发了中央文革内部部分成员的不悦。鉴于此，叶剑英、徐向前等资深将领与中央文革之间的分歧和冲突逐渐显现，尤其是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和争执更是愈发尖锐。

首先，揪斗萧华的事件浮出水面。1967年2月1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以及全军文革联合在京城西郊的宾馆内举行了一场小型会议，我亦受邀出席。该会议由关峰同志主持，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领导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表现出的不力进行批评。

陈伯达在会议伊始即发表言论，对萧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将一系列问题追溯至军委层面。他指出：“萧华实为资产阶级政客，其行为将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向了资产阶级的轨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军队已然滑向修正主义的边缘。我路过三座门时，目睹了这一切。”（中央军委所在地）心中愤懑难平，那地儿的官僚习气浓重，政客间的风气令人作呕，仿佛一座阎王殿。我们谁都不敢踏入那三座大门一步。

陈伯达对萧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萧华，你的态度傲慢自大，对中央文革的尊重显得颇为轻视。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一次会议，你都缺席；然而，每当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召开，你却总是准时出席。你邀请四位老帅参与首都十万人大会，并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开京城，却未曾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的这种行为，无疑是在与中央文革唱反调，抵制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要决定。”

陈伯达的言辞激起了在场多数军方人士的不满情绪。时任主席台上的萧华面露色变，最终按捺不住情绪，起身请求：“能否让我进行一番辩解？”然而，陈伯达却回应道：“我们不愿听你的辩解，若要发言，请在批判你的会议上进行。”

叶剑英闻言，愤慨难当，一拍案桌而起，力道之大，竟致将小指敲断。他愤慨地对陈伯达喝道：“陈伯达，你的言辞荒谬！你竟敢对萧华无端指责，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诽谤。你们已将地方搞得一片混乱，如今又要将军队拖入泥潭。这种做法究竟为谁谋利？你们究竟意欲何为？”

叶剑英这一发火，会场上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看见这样，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就不得不出来批评了萧华几句。他说：“萧华，你犯了错误，将军队的政治工作引向了歧途，这对我们全军造成了不良影响。”

或许徐向前先生的初衷在于调节会场的氛围，然而两位资深将领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争执，却给我们这些与会者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一时之间，会场内静谧无声。当晚的会议因此未能欢快收场。与会同志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憩，却不禁私下热议不已。

在那个寂静的夜晚，萧华的住所不幸遭受了北京军区文工团以及若干军事院校造反派组织的围困。造反派们不仅闯入萧华的宅邸，掠走了一部分私人文件与档案，更是企图将他带走。然而，萧华机智地从后院翻墙而逃，最终在叶剑英的庇护下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所。

叶剑英怒不可遏，立刻拨通了毛主席的电话，寻求指示。毛主席明确指出：“拘捕萧华、抄家以及抢夺档案均属不当。”随后，毛主席立即召见江青，命令她亲自前往萧华住所，妥善处理此事。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江青无奈前往萧华宅邸，对聚集于此的军队造反派严厉斥责道：“是谁指使你们来此抄家？又是谁允许你们对萧华进行批斗？立刻撤离！务必在天亮前将所有‘打倒萧华’的标语覆盖。”江青的训斥使得造反派纷纷散去。此外，她还对萧华的秘书进行了批评，指责其不应轻易将保险柜钥匙交予造反派，导致文件和档案被抄走。

翌日清晨，7点半的钟声敲响，杨成武在京西宾馆主持了一场继续会议，议题聚焦于萧华所涉问题。他向我们传达了江青的指示，指出昨晚在萧华住所发生的情况已调查清楚，泄露会议信息者乃杨勇。杨勇于前一晚散会之后，向北京军区文工团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内容。对此事件，杨勇需承担相应责任。此外，他还转述了毛主席对此事的看法，毛主席明确表示，对抓捕萧华、抄家、抢夺档案的做法持反对意见。

究竟此事是否如江青等人所言，我实难断言。然而，自那次会议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便批准了对杨勇的再次逮捕。

在20日的清晨，叶剑英向林彪详细禀报了前一晚会议的经过，并提及了随后抄查萧华住所的事件。林彪闻言，怒不可遏，立刻指令秘书拨通电话，紧急召唤江青火速赶往毛家湾。

午后三时，江青莅临林彪府邸，意欲就近期发生的问题向林彪进行说明。

林彪见到江青便怒火中烧，未待江青发言，便勃然大怒，连续质问江青：“你们声称解放军已滑向修正主义边缘，被引入资产阶级道路，依据何在？将三座门比作阎王殿，一见便怒不可遏，太过分了！这分明是对军队及军委领导的诽谤。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创建和指挥的，若说其走向修正主义，该如何解释？你们如此敌视军队和军委领导，我无法承受，不愿再继续。难道辞职不是可行之道？我将向毛主席汇报此事。你们未与我商议，便辱骂萧华，煽动抄家、抢夺档案，究竟意欲何为？你们不经军委批准，擅自干预军队事务，意图推翻总政，这难道是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面见毛主席，恳请毛主席免除我所有职务。”

江青在林彪言谈间欲申辩，却被其怒斥而不得发声。林彪稍显缓和之际，江青即刻恳求道：“林副主席，请稍安勿躁，我有几句话想表达。关于‘军队走向修正主义边缘’的说法，并非我所言，因我昨晚未出席该会议。陈伯达为组长，我仅是其副组长，故无权干涉其发言。”

林彪质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决策权是否完全在你手中？事实上，是不是你一手掌控？陈伯达参加了军委会议，这一点你难道不清楚？他将在会上发表何种言论，你也无从知晓？难道未经你许可，他就能随意发言？”

江青回应道：“我确实不知晓昨晚他所言何事，那些言论绝非我所委托陈伯达发表。然而，陈伯达对总政以及萧华的批评或许在理，而中央军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设立的一些清规戒律，也确实存在。”

林彪听至此处，怒火中烧。他猛地掀翻了身旁的茶几，斥责道：“何为清规戒律？《八条命令》乃毛主席亲自签署发布！难道你们非要将军队搞得混乱不堪才甘心？混乱军队，究竟又有何人从中获利？你们竟敢违抗毛主席批准的《八条》？”

在愤怒的驱使下，林彪接连呼唤警卫参谋准备车辆，语气坚决地说道：“我们二人即刻前赴毛主席处，将此事说明白。若系我的过错，我愿辞去职务，不再担任此职！”

此刻，叶群步入林彪的办公室。林彪见状，不由得大声喊道：“叶群，你来得正好。我与江青闹得不愉快，我现在即刻前往见毛主席，提出辞呈，我决定不再担任此职了！”

叶群急忙站在他们之间，泪水纵横，哀求两人停止争执。事后，她向我透露，即便林彪在这种情境下见到毛主席，也难以保持冷静，恐怕会引发一场混乱。

无奈之下，叶群只得在林彪面前屈膝跪地，紧紧抱住他的腿，力图阻止他离去。她恳切地对林彪说：“您与江青同志乃多年挚友，共同承担着重大责任。在这艰难时刻，不宜争执，应心平气和地沟通。你们理应相互体谅，如此争执，影响恶劣，对双方均无益处。如此纷争，岂非不妥？”

她再次劝慰江青同志：“还请江青同志海涵，林总性子向来急躁，目前正处在情绪激动之际。待他情绪平复，我们再心平气和地商讨，把问题详尽说明。当前切勿急于求成解决，更不宜前往毛主席那里打扰，以免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宝贵精力。”

江青对林彪表示歉意，并说道：“作为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您有权对我提出批评。无论您是斥责我还是责骂我，我都愿意接受。何须非要去主席那里反映呢？那些言论并非出自我口。对萧华的指责、抓捕以及抄家行为，我坚决否认，绝不是我支持的。您可以查证此事。我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承认错误，并愿意进行反省。”

江青一番言辞之后，叶群便对林彪说道：“江青同志已经领受了批评，并向您表明了立场，咱们也就不要再继续争执了。”

江青态度缓和后，林彪也随之沉默，悠然地坐在了沙发上。叶群紧握江青的手，也一同坐下。她不住地向江青献上赞誉之词，随后，她陪同江青一同乘车返回了钓鱼台。

此次林彪与江青的激烈冲突，所撕裂的裂痕之深，堪称埋下了分裂的种子。由此，双方的矛盾与争斗持续发酵，直至“九大”、贯穿庐山会议，直至“九一三”林彪悲剧性的结局。

据我所知，在当时的中央常委乃至整个中央领导层中，敢于如此直言不讳地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唯有林彪一人。

在林彪与江青激烈争执的次日，即2月21日晚，林彪紧急召集叶剑英与徐向前，命二人主持召开军委会议。他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出席，旨在传达毛主席就萧华问题所做出的处理决定，并特地通知萧华本人也应出席此次会议。

当日的晚宴上，出席的中央文革成员仅有关峰一人现身，其余成员均缺席。会议中，关峰受中央文革委托，就萧华所涉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锋表示：“陈伯达昨晚的发言，实因会议前略有饮酒，导致言辞混乱，发表了若干不当之词，造成了不良影响。江青同志已就此事向毛主席请示，并迅速进行了更正。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同志已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陈伯达也进行了自我反省，并承认在事发前未与江青同志商议。”如此一来，陈伯达成为了焦点，而江青同志则得到了保护。

徐帅在关峰发言结束后，向众人征询意见。萧华率先起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可维护军队稳定难道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表现吗？若军队陷入混乱，我们如何保卫祖国，如何守护文化大革命？”

随后，与会军队干部纷纷争相发言，纷纷倾诉心中之不平。

在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发言中，他对于中央文革的行为予以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未遵从毛主席的教诲，未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随意对解放军进行批评，无端地与解放军干部进行斗争，甚至企图夺取解放军的权力。黄司令员希望中央文革能对此进行严肃而深入的反思与反省。

言及此，黄永胜的话语被关峰打断。关峰质问道：“你的言辞是指向江青同志吗？你是在反对江青同志吗？”

听关峰这样一说，徐向前显得十分紧张，因为他是全军文革的组长，要对中央文革负责，不得已，就想替黄永胜掩饰一下，说：“黄永胜不过是随口乱言，若有不满，尽可提出，切莫责难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始终是毛主席的坚定拥护者。”

当时我亦深感忧虑，若黄永胜如此言论，恐会引起江青的不悦与敌意，进而遭受其报复，遂急忙解释道：“江青同志始终坚定地执行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恪守毛主席的教诲。”

叶群亦表示：“江青同志系无产阶级司令部之成员，切勿妄加评论。”

于是，会议的气氛逐渐趋于平缓。与会者纷纷冷静下来，然而他们仍纷纷提出建议，敦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重视维护解放军的稳定，切勿导致军队局势动荡。

关峰返程后，便将会议详情告知了陈伯达、江青与康生。听闻汇报，江青与康生均勃然大怒。江青言道：“今日之会，实乃一场旨在反对毛主席、中央文革乃至我个人的会议。徐向前身为军委文革组长，竟召开此类会议，分明是向我们发难。”

他们把问题一下子追到徐向前身上，责问他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徐向前没有办法，只好说：“既然是黄永胜所提出的炮轰，那么自应由黄永胜亲自作出检讨。”于是，他多次催促黄永胜撰写检讨书，并承诺亲自将其转交至中央文革。

因此，黄永胜特地前往向林彪咨询，是否应当撰写这份检讨书。林彪果断回应：“绝不可撰写此检讨，必须坚定抵抗。我将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此事。”

江青对林彪无计可施，只得将怨气发泄在徐向前身上。自此，她对徐帅心怀不满，屡次向林彪提议免去徐帅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林彪回应道：“徐帅德行高尚，声望卓著，正是由于你们的提议，他方才担任此职。若连徐帅都不适宜，那我在军队中也难以寻觅到更合适的人选，还请你们另推一人。”

林彪事后曾对我言道：“一旦有人被任命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不出多时，便难免遭受倒台之命运。若非不得已而撤换徐帅，那么全军文革恐怕将沦为有名无实的空壳。”

果不其然，徐向前将军卸任后，杨成武短暂地接任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此后，随着杨成武随毛主席东巡，全军文革的活动亦随之沉寂。

紧接着，便爆发了“二月逆流”事件。我认为，“二月逆流”之所以发生，与当时军委扩大会议的气氛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