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北京，秋风里已经带着寒意。

天一黑，街上就静得吓人。

耿飚在自己家里，一连好几天，哪儿也没去，就是在等一个电话。

他心里有数，这通电话早晚得来，只要铃声一响，那就是天大的事。

这天晚上，电话铃终于跟炸雷一样响了。

他抓起听筒，嗓子有点干，但声音稳得很：“我是耿飚。”

电话那头，一个熟悉又带着万分紧急的声音传来：“我是华国锋，你马上到中南海怀仁堂来一趟。”

就这么一句话，多余的客套一个字都没有。

耿飚挂了电话，穿上衣服就往外走。

他这个在枪林弹雨里滚了几十年的人，一下子就闻到了那股子味儿——风暴要来了。

这次不是上战场扛枪，但要办的事，比打仗还悬。

而中央之所以在这节骨眼上点他的将，这事儿还得从七年前说起。

（一）“欧洲明灯”下的阴影：一封捅破天窗的信

时间往前倒，1969年，耿飚的人生来了个大转弯。

他本是战功累累的兵团司令，中央一纸命令，让他脱下军装，去当中国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

那年头，阿尔巴尼亚可是个“香饽饽”，被捧成“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咱们跟他们的关系，那叫一个“情同手足，亲密无间”。

为了这事，周恩来总理亲自找他谈了半天话，可见中央有多看重。

刚到地拉那，人家那欢迎场面搞得是真大，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一口一个“同志加兄弟”。

耿飚一看这架势，心里也热乎乎的，觉得这“兄弟情”看来是实打实的。

可日子一长，他越看越不对劲，很多事简直让他想不通。

从1954年算起，咱们国家自己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给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前前后后加起来竟然超过了90亿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

当时阿尔巴尼亚全国也就200万人，这么一算，等于每个人白拿了咱们4000多块钱。

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4000块钱，那可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在农村能盖好几栋大瓦房了。

可咱这掏心掏肺的援助，换来了什么呢？

人家根本不当回事，觉得这就是应该的。

他们的领导人甚至公开讲：“你们有的，我们必须有。”

李先念同志带队去访问，对方一开口，除了要援助，别的啥也不谈，能滔滔不绝讲上六个小时。

最后把李先念都给说没词儿了，只能客气地回一句：“你们先列个单子，我们回去研究研究。”

更让耿飚心疼得滴血的，是那些物资的浪费。

国内工厂眼巴巴盼着用的好钢材、好设备，他们转手就拿去到处建没啥实际用处的纪念碑。

咱们农民当成宝贝的金贵化肥，他们就那么随便堆在田边地头，风吹雨淋，最后都失效结成了硬块。

最让耿耿于怀的，是1962年那会儿，国内正闹饥荒，很多人都吃不饱饭，好不容易从国外买了一船小麦，准备运回国救急。

结果船开到半道上，上面一道命令，让船直接掉头，把这船“救命粮”送去了阿尔巴尼亚。

耿飚心里那个堵啊，就像压了块大石头。

一边是中央反复强调的“中阿友谊”，是政治大局；另一边，是国家的钱像流水一样往外淌，是国内老百姓的血汗被白白糟蹋。

这层窗户纸，捅不捅？

捅了，就是给“中阿友谊”抹黑，没准会引发外交风波，他这个大使也别想干了。

可要是不说，眼睁睁看着这一切，他良心上过不去，觉得自己愧对国家，愧对人民。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这位老兵的犟劲上来了。

他决定，这事必须说。

他把自己这几个月看到听到的，原原本本地写成了一份详细报告。

他没走正常的外交途径，而是通过特殊渠道，直接把信送到了北京最高领导层手里。

他知道，这封信一递上去，不亚于扔出了一颗炸弹。

信到了北京，果然掀起了大波浪。

毛主席看了报告，当即对身边的人说：“耿飚这个人，敢讲真话！”

主管经济的李先念更是佩服得不行，说他是“第一个敢讲阿尔巴尼亚‘坏话’的人”。

就因为这次豁出去讲了真话，中央不仅及时调整了不切实际的对外援助策略，为国家止住了巨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让毛主席、华国锋这些最高层的领导，都记住了耿飚这个名字。

他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在复杂局面下，敢坚持原则，敢为国家利益担当的硬骨头。

这份信任，为七年后那场更大的风暴，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

（二）怀仁堂的夜奔：一场控制全局的快刀斩乱麻

七年后的1976年秋天，气氛完全不一样了。

毛主席的逝世让整个国家都蒙上了一层巨大的悲痛，但底下却是暗流汹涌，有些人觉得机会来了，想趁机把最高的权力抓到自己手里。

那段时间，报纸上、广播里天天宣传一句所谓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这话听着没啥毛病，但华国锋这些核心领导心里清楚，毛主席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

“照过去”和“按既定”，就差一个字，意思可差远了。

“照过去”是说按以前大家商量好的办，主导权还在中央。

而这个“既定”是谁定的？

这就给了某些人自己解释、自己说了算的空间。

10月2日晚上，华国锋一个电话把耿飚叫去开会。

会上讨论一份发言稿，有人坚持要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

耿飚立刻察觉到，这已经不是改稿子的问题了，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斗争。

等别人都走了，他留下来，直接问华国锋：“‘按’和‘照’两个字差不多，为什么要这么坚持改？”

就这个问题，让华国锋彻底看清了耿飚的政治嗅觉和立场。

他把背后的阴谋和盘托出，最后压低声音对耿飚说：“最近可能会有事，你就在家等着，不要外出。”

接下来的几天，对耿飚来说，比打仗时在阵地上等着冲锋号还难熬。

10月4日，他又被秘密叫到华国锋的住处。

两人关起门来一分析，都觉得“马上就要动手了，不能再等了”。

华国锋很严肃地问耿飚，他主管的中联部现在情况怎么样，靠不靠得住。

耿飚没半点犹豫，拍着胸脯保证：“您放心，虽然里面也有点乱七八糟的情况，但整个部，还是我说了算！”

这句话，就是一颗定心丸。

华国锋下定了决心，对他说：“中央决定了，要交给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到时候我会亲自给你打电话。”

10月6日晚上8点，那个决定历史的电话终于来了。

耿飚二话不说，自己开着车就冲向了中南海。

一进怀仁堂，华国锋直接下令：“你马上带人去接管广播事业局，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给我牢牢控制住！”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广播和电视就是国家的喉舌。

全国几亿人，每天听什么、看什么，全靠这两个地方。

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第一时间向全国人民发声。

这是一场不流血的“夺权”，控制舆论高地，是重中之重。

耿飚领了命令，军人作风立刻显现。

他带着自己信得过的人，雷厉风行，直扑广播事业局。

到了地方，没有废话，直接亮明身份和中央的命令。

到晚上10点钟左右，两个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就被他稳稳地控制在手里。

等他向华国锋报告“任务已经完成”时，电话那头，华国锋长舒了一口气，由衷地赞了一句：“干得好！”

风暴平息后，耿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头呼吁让邓小平等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出来工作。

他认为，国家要走上正轨，离不开这些有经验、有能力的人。

1981年，离开军队多年的耿飚，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他身上却始终没有被授予军衔。

这位从红军队伍里走出来的老兵，一生战功无数，最后却成了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

参考文献：

耿飚. 《耿飚回忆录》.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王树增. 《解放战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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